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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推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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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堡75式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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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动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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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拳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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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有清和李漣演练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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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务印书馆近日推出了太极拳家马有清先生的两本专著《太极拳之研究－吴图南太极功》和《太极拳之研究－吴图南嫡传打手要法》。

　　二十年前，已故太极泰斗吴图南先生及其弟子马有清先生编著出版了经典《太极拳之研究》。此次出版的这两本著作是对太极拳的进一步阐述和探讨。

现今太极拳流行，但门户之见甚强，欠缺发展方向，而一般人所谓的“太极拳”，实际掺杂了舞蹈、体操成分的“太极操”。《太极拳之研究》、《吴图南太极功》、《吴图南嫡传打手要法》三书，一方面澄清太极拳的源流，另一方面揭示太极拳的功法和打法，为太极拳的发展重拾方向，便于太极拳爱好者能领略到正宗的太极拳。

　　《吴图南太极功》公开了太极拳中口传心授的太极功修炼法，包括松功、势功、桩功、气功等。同时，公开了吴图南珍藏的现今太极拳史唯一文字证据《太极功》谱的清初抄本原件。

　　《吴图南嫡传打手要法》集合吴图南先生嫡传的打手要法一百则，均属太极拳技击及战略应用要诀。旨在说明如何以静止动、以小胜大、以柔克刚。揭示了太极拳在实际应用中的奥妙。

　　太极功术和打手要法是修炼太极拳的最重要法门。《吴图南太极功》、《吴图南嫡传打手要法》两书将系统理论与实际技击融会贯通，把吴图南太极功与太极拳之全貌，及其不传之秘全部公开，方便太极学习者配套兼习太极拳最重要的法门。

　　据专家分析，这两本书的出版，对太极拳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吴图南（1885～1989），太极拳的泰山北斗，曾任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副主席等职。一生致力于太极拳的科学化、实用化、普及化，提出了太极拳在体用两方面许多精辟的原理和定义。著有：《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内家拳太极功玄玄刀》、《太极剑》、《国术概论》等。

　　马有清（1928～ ），吴图南入室弟子，著名太极拳家、武术教练和裁判。曾在1962至1964年连续三年荣获北京市武术冠军赛的多项冠军。编著有：《太极拳之研究》、《太极拳规范》、《太极刀剑合编》、《奇云大悲拳》等。

统领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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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堡75式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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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推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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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笔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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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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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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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自己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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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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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3号），现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公布如下：

　　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承担。

　　国家边海防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部承担。

　　国务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部承担。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卫生部承担。

　　全国绿化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林业局承担。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教育部承担。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具体工作由水利部承担。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承担。

　　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民政部、总政治部承担。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承担。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单设办事机构。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具体工作由财政部承担。

　　国家减灾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民政部承担。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承担。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具体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承担。

　　国家禁毒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公安部承担。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民政部，与中国老龄协会合署办公。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撤销其单设的办事机构，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撤销其单设的办事机构，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具体工作由中国地震局承担。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对外视工作需要可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或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

　　国家能源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能源局承担。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承担。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卫生部承担。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国家林业局承担。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单设办事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撤销。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单设办事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撤销。

　　此外，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保留名义，工作由监察部承担。

　　开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和谐的新局面

　　——在中欧论坛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06年9月13日　汉堡)

　　尊敬的格洛斯部长，

　　尊敬的冯·伯斯特市长，

　　尊敬的施密特前总理，

　　尊敬的德莱尔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很高兴在金秋时节与大家相聚汉堡，共同出席中欧论坛第二次会议。中欧论坛自创立以来，为加强中欧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借此机会，我要向长期致力于中欧友好合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欧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欧领导人建立了年度会晤机制，双方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商签新一代伙伴合作协定，欧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作为第一个非欧盟国家参与“伽利略计划”。这些例证是中欧之间广泛合作的一个缩影，充分显示出中欧合作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标志着双边关系已进入健康、稳定的发展阶段。

　　中欧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双方在政治上有许多共同的语言，中欧都奉行多边主义，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欧盟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中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都主张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是推动不同文明对话的重要力量。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中欧已经并将继续加强合作，以实现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化互通、共同发展的目标。

　　四天前，我在赫尔辛基同欧盟领导人就进一步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许多重要共识。欧洲工商界朋友是中欧友好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果说中欧关系是大海中航行的巨轮，工商界就是其强劲的引擎。希望大家开足马力，齐心协力，推动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又一次深切感受到欧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这使我对中欧关系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为使大家更多地了解中国，在这里我想就人们关注的几个问题作扼要阐述。

　　一、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我们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主要通过扩大内需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丰富的资源，有潜力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在发展中也遇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制约，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消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不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外来侵略和欺侮，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因此，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真诚的、坚定的。

　　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可信赖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

　　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已加入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300多个国际条约。中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制订了全面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中国坚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分歧。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劝和促谈，维护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在中东问题上，中国与国际社会一起，为黎以冲突双方实现停火竭尽努力，呼吁巴以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早日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相处。中国在禽流感、重大自然灾害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三、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

　　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和实惠，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去年全球贸易总额1.4万多亿美元。中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对外贸易中不刻意追求顺差，我们希望与贸易伙伴共同努力，在发展中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一贯主张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主张各国应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投资。中国还将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企业承受能力，并认真考虑对周边国家、地区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增强汇率浮动弹性。

　　四、中国主要立足国内解决能源问题，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

　　中国既是能源消费大国，更是能源生产大国，煤炭资源丰富，三分之二的水电资源尚未开发，核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刚刚起步，国内能源供应有巨大潜力。我们坚持开源与节流结合、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我们在规划经济发展的同时，确定了到2010年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我们提出了国际社会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调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中国将适度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同包括欧洲在内的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五、中国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权利人利益。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是坚定的，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既是履行国际义务，更是国内发展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就是鼓励创新，就是保护生产力。我们一定要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钢铁一样硬，而不是像豆腐一样软。我们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符合国际规则、门类比较齐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我们要完善机制和强化执法，实现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运作、相互补充，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我们还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六、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真诚无私的，将继续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尽管中国还不富裕，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把援助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己任。以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为例，多年来，中国共承担了近900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项目，提供了近1.8万人次的奖学金，派出近1.6万人次的医疗队员。近3年，中国共免除非洲31个国家105亿元人民币债务，对29个最不发达国家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培训了约1万名各类人才。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但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在对外援助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努力提高优惠贷款的使用效果；按国际规则办事，做到公开、公正、合理和透明；注重公益事业，重点做好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减贫、环保等项目；重视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影响各自与第三方的合作，更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

　　300多年前，德国伟大的学者、被誉为“欧洲百科全书”的莱布尼茨在谈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的交流时曾经提出，要“在距离遥远的民族间建设一座相互交流的知识与技能的桥梁，最终走向一个新的和谐”。在3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和欧洲同样迫切需要这座桥梁，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开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和谐的新局面而努力！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马英九，祖籍湖南省湘潭，50年出生于香港，52随家人移居台湾，留美博士，少年得志，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法务部长，台北市市长，国民党党主席。2008年3月高票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英俊潇洒，貌若软弱，实则坚强，行似愚拙，实藏大慧。从他对待“两颗子弹”“和红衫军”事件，足以看出其政治智慧高远。

　 2004年台湾地区大选，稳抄胜券的连宋，因两颗子弹，以微弱票数败选。连宋造反，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挟台北行政资源，振臂一呼，时局定会大乱，推倒重来，连宋势必当选。连宋当选，马英九以后角逐大位就路漫漫甚至无望。一方面，连战会启用各方人马，院长、部长、董事长、秘书长一箩筐，位搞权重，一个小小的台北市长又算老几？马英九将被淹没其中，沦为常人之一，焉有出头机会？第二，即使马英九才能出众，连战有意栽培，延揽入阁。但四年后，又将如何？如果连战政绩尚可，势必争取连任，如果马英生九声望隆重，连战必不能容忍，一定枪打出头鸟，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连战政绩不佳，民进党必夺得政权，也无马英九的份。就算连战肚大心宽，连任后，能容下马英九，八年过去，国民党内才俊涌现，花落谁家又未可知？就算马英就能披挂上阵，代表国民党征战。然而漫漫八年，人心思变，国民党凶多吉少，何况已成老马。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最终只能是个忠臣良将。第三，让扁吕续政，彰显劣迹，人民不满，四年后正值轮替周期，自己风华正茂，人脉丰沛，恰好切入，利好多多。所以马英九当时没有替连战揭竿而起，反其道而行之，顺从阿扁之意，按抚时局，实为自己谋出路。这样拉下连宋，推上扁吕，可谓一着高棋。拉下连战，国民党将倒下一批，加快国民党世代交替，自己顺势而出，又借台北市长凸显的政治高地，一马当先，独领风骚，为自己铺就了一条出山之路，也奠定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老大地位，多事之秋的国民党也只有抓住这根稻草，他就成了国民党的救世主，从容收拢旧部，汇聚丰富人脉，尽管有连战得制肘，王金平的捣乱，最后也不得不归到其麾下，顺利争取到国民党提名，为角逐大位迈出了第一步。

　 2006年，红衫军起，高举反贪大旗，天下围攻阿扁政府。当时的国民党已非昔日可比，立法院泛蓝占多数，地方上十八路诸侯，主政四分之三县市。身为台北市长兼国民党党主席的马英九一声令下，拔剑出壳，阿扁势必倒台。可马英九不但自己置身事外，还严令国民党不得随便参与，红衫军孤军奋战，最后失败，马英九也惹得很多民众不满，蓝人呛声。这里面也掩藏了马英九深刻的政治智慧。这样做，一石三鸟。第一，阿扁政府苟延残喘，存在的时间越长，贪腐就暴露得越多，民进党的声望就越低，留住无德无能阿扁，继续糟蹋民进党的形象，阿扁也就是民进党堕落的象征，这样民心丧失，为国民党的胜选打下了群众基础。如果当时阿扁下台，说明民进党能够忍痛割爱，自我完善，元气恢复，国民党面临的选举就非常艰难。留住了阿扁，民进党就不可救药，一人拖垮民进党，成为民进党的票仓毒药，民进党也就屡选屡败，陈水扁也就成了国民党的长胜良方。第二，阿扁下台，势必有新人替补，如果替补者，德才兼备，形象清廉，力挽狂澜，一展才华，调整政策，政绩卓著，民众认可，广聚人脉，又借行政资源，两年后的鹿死谁手，很难定夺。今借阿扁之身，堵民进党精英之路，马英九的胜选就水到渠成。第三，阿扁恋栈贪位，不甘寂寞，视权如命，挑争端起内讧，国民党才能渔翁得利。民进党内初选阿扁力挺苏贞昌，引爆苏谢之争，埋下民进党不和之伏笔，后又力撮“长昌”配，大选之时，猜疑丛生，步调不一，出勤不出力，致使大败，后又分道扬镳。甚至影响到了选后的民进党改造，使民进党逐渐泡沫化，国民党可以长治久安。

　 马英九，拉下连战，使自己在国民党内顺利出线，留住阿扁，使自己最终取得大位。凭借自己高超的政治智慧，玩弄国民党和民进党与掌股之间。如此高人，我们大陆在与其打交道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翼翼，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总有一些国际政客“不辞辛苦”地为达赖呐喊助威。一直以来，他们企图借助达赖制约中国，而达赖也需要他们拉抬声势，双方互相利用，沆瀣一气。正是这些政客或明或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

兰托斯与达赖关系不一般。

    据一名加拿大记者的调查，美国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出席了支持了制定破坏奥运"路线图" 的布鲁塞尔会议。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佩洛西与达赖出双入对

    达赖领着佩洛西参观藏人寺庙，一直手牵着手，刻意表现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近来，美国国会采取了一连串动作，对所谓西藏问题显示了格外的“热心”。

    ３月２１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专程赴印度达兰萨拉与达赖会谈，以示“声援”。４月１日，夏威夷州国会民主党众议员阿伯克龙比等人发起国会“西藏问题议员团”，专门关注中国西藏的“人权问题”。４月９日，在佩洛西的推动下，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呼吁结束“在西藏的镇压行动，释放那些在非暴力示威活动中被逮捕的藏人”。同时，佩洛西等议员频繁发表声援“藏独”讲话，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之前，众议院还有人提出了关于禁止美国官员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议案，公然敦促政府插手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事务。

　　佩洛西与达赖同流合污

    佩洛西是个强硬的反华派。她在拉萨“3·14”暴力事件后，还公然会晤达赖。3月21日，佩洛西一行先出席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为她举行的欢迎会，然后与达赖喇嘛共进午餐。达赖领着佩洛西参观藏人寺庙，一直手牵着手，刻意表现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的身后则是一片挥舞着的美国国旗和“藏独”雪山狮子旗。

    佩洛西当天公开宣称，如果国际社会不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将失去在人权问题上发言的“道德权威”。她对那些参与打砸抢烧的西藏暴徒不发一语，却对暴力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横加指责。

    佩洛西１９８７年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国际政策太平洋委员会委员汤姆·普拉特对佩洛西的评价很准确：“她极少对北京有愉悦之情，通常是难以宽恕和彻底地怀疑。佩洛西女士难以轻松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几年前，在我同她的一次谈话中，她很坚决地认为由于中国自身的诸多问题、庞大的人口以及苦难的历史，该国不能免费享受西方的优待，我对此十分震惊。”

    佩洛西当选众议员后，在重大涉华立法上，一直投票反对中国。她曾以“缺乏民主和人权”为借口，表示反对或主张附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连续１０年投反对票；她曾就所谓中国人权、贸易、武器销售、人民币汇率、西藏等问题，多次批评美国政府；她曾和另外两名美国议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标语，上演“有预谋的反华闹剧”，受到中国警方的阻止。这些行为，被泰国《亚洲时报》评论为：“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冷战气氛更为相符，而与２１世纪的复杂世界格格不入。”

    兰托斯是达赖的“亲密朋友”

    除了佩洛西领头外，其实美国国会用西藏问题制约中国的做法由来已久。如今达赖能在西方拥有“影响力”，离不开美国国会的扶持。其中最能兴风作浪的，是所谓“人权问题议员团”。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戈尔茨坦在其所著《美国、西藏和冷战》一书中写道，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插手西藏事务。参加１９５９年西藏武装叛乱的“藏独”分子，曾长期受中情局的训练和资助。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到１９８６年，美国对西藏关注减少，中情局也在１９７１年暂停对“藏独”武装的资助。但随着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抬头，西藏问题再次被反华政客拾起，与台湾、贸易及人权等问题一道，成为约制中国的所谓四大议题之一。 该议员团是１９８３年由今年２月病故的美国众议员、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等人发起的。１９８７年，该团邀请达赖赴美。此后，西藏问题成为该议员团主要议程之一。他们在国会不断推出诸多涉藏反华议案，并且频繁促成美方邀请达赖访美，频率越来越高。议员团还吸收了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一些资深成员，逐步在国会中形成亲达赖势力，其中包括佩洛西。

    兰托斯是议员团的“灵魂人物”。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史密斯的话来说，他是达赖“在国会内最好、最能依靠的朋友”。在兰托斯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国会通过所谓“２００２年度西藏政策法案”，企图使美国以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制度化。２００７年９月，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最高民政类奖项——国会金质奖章，兰托斯从中出了很大力，达赖集团对此“感激不尽”。

    兰托斯与佩洛西关系密切，政治立场相近，都是民主党“人权活动分子”，并都来自加州。佩洛西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受其影响很深。早在１９８９年她尚为普通议员时，就联合其他议员提出了所谓要求“中国改善西藏人权”的“７项条件”。

　　游说机构推波助澜

    在美国国会外，还有替达赖集团对议员进行公关的专门游说机构——成立于１９８８年的“国际西藏运动”。

    达赖的特别代表洛地嘉日就是该组织董事会执行主席，他因此也是美国国会的常客。美国国会对所谓西藏问题的“热心”，以及近来在此问题上的各种动作，与这个组织大有关系。据美国披露政界内幕的报纸《政客》报道，“国际西藏运动”的成员玛丽·贝斯·马基与佩洛西关系颇深。佩洛西３月２１日在印度会见达赖，就是她在其中牵线搭桥。

    有美国议员助手称，“国际西藏运动”搞公关“很有一套”，“是华盛顿最会钻营的游说机构之一”。１９９１年，正是“国际西藏运动”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达赖的会面，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接见达赖，创下了很坏的先例。“国际西藏运动”目前在世界１６０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分部。马基宣称，达赖在美国议员当中的“知名度”，是“藏独”在美国最大的优势。

    美国国会的这些动作，与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似有差距。纽约帝国州学院历史学者格伦斯菲尔德说，政府和国会在西藏问题上的论调似乎经常自相矛盾，表现为“双重人格”。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又岂知这不是美国对华的两手策略？

欧洲议员向达赖明送秋波

欧洲议会副主席斯科特（左）与“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恩。

    达赖集团在欧洲议会可谓“高朋满座”，这里几乎沦为“藏独”分子的欧洲大本营

    随着欧洲议会４月１０日通过无视中国人民感情、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决议，人们纷纷把目光对准了这一由７８５名议员组成的庞大立法机构。其实，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成为达赖及其追随者大放厥词的平台，大有成为“藏独”势力欧洲大本营之势。　

    “西藏小组”邀请达赖访欧

    近年来，欧洲议会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变本加厉”，其中推波助澜的“最大功臣”非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以下简称“西藏小组”）莫属。

    该小组成立于１９８７年，旨在为欧盟内部“讨论西藏局势”创造更多机会，为欧洲议会和欧洲民众提供“有关涉藏信息”，并鼓励各方通过各种政治行动支持达赖集团。来自德国的议员托马斯·曼恩自１９９９年以来一直担任小组主席，他是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与民主党党团的成员。其手下还有５位副主席，其中包括最近比较活跃的欧洲议会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党团成员、奥地利的埃娃·利希滕伯格。目前，“西藏小组”的成员囊括了欧洲议会全部七大党团。

    该小组每月都要举行例会，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驻欧洲特使”格桑坚赞等人保持着直接的密切联系。在该小组的建议和运作下，达赖喇嘛曾分别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和２００６年５月访问欧洲议会，并发表讲话。今年３月，欧洲议会已经向达赖发出了今年１２月来访的邀请。

　　西藏决议实为传达“藏独”要求

    由于欧洲议会的议员来自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其影响力不言而喻，达赖集团自然不会错过任何利用这一平台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而欧洲议会也企图借助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今年３月在拉萨发生“藏独”分子打砸抢烧事件后，欧洲议会与达赖集团频繁接触。３月２６日，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议长”噶玛秋贝前来欧洲议会，并提出了流亡藏人的所谓“五点要求”，即“结束杀戮”“释放被抓捕者”“治疗伤者”“尊重人权”“向西藏派遣国际调查团”。噶玛秋贝的此次活动为欧洲议会日前出台西藏问题决议奠定了基础，噶玛秋贝提出的“五点要求”在这份决议中都得到了体现。

    鼓动欧盟领导人不出席开幕式

    目前，在西藏问题上，欧洲议会内部有许多人公然支持达赖集团，公然支持“藏独”，他们相信达赖集团的谎言，不认可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不相信来自中国的客观报道。他们不去谴责“藏独”分子在拉萨的严重暴力罪行，反而将中国依法处理违法犯罪事件诬蔑为对西藏的“残酷镇压”。更让中国人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屡次将西藏问题与欧盟领导人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挂钩，将奥运政治化。

    比如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３月底，他抛出了“如果西藏的暴力继续下去，欧洲国家不应排除以抵制奥运会来威胁中国”一说。这种颠倒黑白的谬论在欧洲议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本就在西藏问题上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一些议员如获至宝。

    还有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科特。这名来自英国的议员是“藏独”的绝对支持者。３月２６日，他指责中国在西藏“实施了种族灭绝”，并称“对于有原则的政治家，已经不是是否抵制奥运会的问题，而是何种抵制的问题”。

    正是欧洲议会这些政客不负责任的鼓噪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活动于欧洲的“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是后者敢于在北京奥运火炬接力伦敦和巴黎站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破坏的催化剂之一。

安倍夫人偷偷见达赖

    在日本保守势力看来，达赖也是一枚可以“为我所用”的棋子

    把两手伸到头上，还问众人自己像不像魔鬼，作秀味道十足的这一幕，出现在4月10日达赖喇嘛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当天，达赖前往美国途中过境日本，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表演的机会。另据日本媒体披露，期间达赖还会面了“一位重要的日本友人”。

　　安倍欲借问候“积累人气”？

    近年来，不管达赖是过境还是滞留，日本政府官员一概不露面，至少公开是这样。日本政府的公开表态是“‘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这次，首相福田康夫本人的表态只是“希望当事者之间冷静地解决”；外相高村正彦８日也在参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表示：“我个人认为（日本）不会马上参与中介、调解。（因为日本）不具备能够这样做的立场。”

    但是，另一方面，据日本媒体透露，这次前首相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却到旅馆见了达赖喇嘛，转达了安倍的问候。据说还是通过某外国政府穿针引线的。媒体向安倍晋三事务所询问，回答是“关于这件事（安倍事务所）没有参与”。

    这在日本引起了很多猜测，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去年因病突然抛弃政权，而最近又有东山再起迹象的安倍，要通过此举表明他自己仍保有保守政治势力领头人的地位。作为议员和前首相，安倍本人出面，引起的动静太大。但由作为民间人士的夫人出面，既有遮挡效果，又可以表明，日本政界并非“轻视人权”。

　　日本右翼一直“器重”达赖

    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以支持达赖、支持“藏独”为己任。除了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极右分子，还有一个所谓“思考西藏问题议员联盟”，其成员不但包括自民党内的右翼政客，还有一些民主党的年轻议员也出没其中。有人竟然叫嚷，要把“西藏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访日联系起来。

    再加上如《产经新闻》这样右翼媒体的大肆炒作，使一部分日本国民不明真相。就连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暴徒在拉萨打砸抢烧画面，也有日本媒体硬要解释为是“藏民生活水平低下，不得已而为。”

千年之交，普京执掌俄罗斯大权。分析家认为，这标志着叶利钦时代从此结束，预示着俄罗斯发展道路可能出现重大转折，俄罗斯社会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一、接手“烂摊子”

　　人们发现，普京上台时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承认，现在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左右。苏联曾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当今俄罗斯1998年总量下降到世界第16位。俄罗斯落后于西班牙、荷兰，甚至被巴西、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超过。

　　据俄罗斯高层战略专家预测，俄罗斯为避免坠入“二流”，保持一极地位，按人均购买力计算，俄罗斯GDP要达到占世界总量的4%-5%左右。只有这样，才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最发达国家。然而要实现此目标，按国际上现在的发展速度，俄罗斯需要追赶40-50年，而且俄罗斯必须保持5%-6%的增长速度，即使是8%-10%的高速度发展，俄罗斯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2030年的事情。

　　当时，多数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也是一落千丈。社会两极悬殊、贫富分化严重。多年来俄罗斯社会10%的最高收入阶层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相差为14倍。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年开始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8倍，人口自然增长出现负数，若不是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移民补充，俄罗斯人口形势会更为严峻。普京总统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专家预计15年后将减少2200万，这相当于现在俄罗斯居民人数的1/7。

　　普京承认，如果将俄罗斯比作一个家庭的话，俄罗斯的日子并不好过，社会中许多人在艰难度日、勉强糊口。可见，普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二、可怕的政治遗产

　　比起经济和社会上的遗产来，普京继承的政治遗产更为可怕。叶利钦在位近十年，他并没有进行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加上身体的原因，造成国家大权旁落，寡头通过“家族”操纵政局，地方势力乘机“做大”。车臣公开独立，并武装“拒和”，一些民族共和国几乎成为独立王国。

　　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另一个“怪胎”是寡头参政。一些财团通过私有化暴富以后，变本加厉，极力控制新闻媒体，企图操纵政治，进而将政府权力“私有化”。原“俄罗斯电视台”台长奥列格·波普佐夫描述道：在俄罗斯金钱可以购买言论，舆论成为了商品，媒体成为娼妓。

　　争夺政权、瓜分财产―“政治上抢、经济上夺”是普京上台前俄罗斯社会近十年的主题。政局动荡不稳、官场腐败丛生、社会停滞不前、经济陷入危机是其表现。2000年7月8日，当时的俄议会上院主席叶·斯特罗耶夫形容说：“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

　　三、普京的治国思想

　　普京上台前后，俄罗斯以及西方的媒体纷纷对普京及其思想进行猜测，一些分析家试图给普京贴上这样或那样颜色的标签。有人断言普京是“反共分子”，有人认为他是恢复苏联标志的“保守克格勃”，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也有人说普京是“民主派”，反对意见则称普京是“铁腕专制主义者”。俄共认为普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而右派则指责普京企图恢复“警察式的国家”，在搞专制。

　　也有学者分析，普京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政治上非白，也非红。普京支持民主，但有别于自由派；普京在经济上主张放松和自由，但又强调国家和控制……这样可以认定普京在政治上倾向国家主义，在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在思想和道德上属于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现实主义。

　　实际上，普京执政体现出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精神，淡化“主义”色彩，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现实为坐标，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因此，普京的治国思想现出一幅多彩的、混杂的、交叉的画面。

　　四、普京的政治整顿与经济治理

　　普京上任之初，俄罗斯评论家总结出普京执政的“一个目标和三大任务”：即以“振兴俄罗斯为最高目标”，首要解决的三大任务是“横向摆脱财团寡头影响，纵向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全面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

　　普京首先从恢复宪法秩序、整顿联邦体制入手，拉开了普京“新政”的大幕。

　　(1)敲山震虎、平叛消藩

　　为维护俄罗斯的统一，恢复中央的权威，普京首先发兵车臣，打击恐怖主义、分离势力和极端分子，从而拉开了一系列政治战役的序幕。

　　加强政治控制，防止地方势力“做大”是普京采取的第二步行动。普京就职不久便决定在俄罗斯89个地方行政主体基础上成立七大联邦区，由他亲自任命总统代表管理。七个联邦辖区与俄大军区区划相似。从内务部独立出来的武装警察——“内务部队”也将设在7个联邦区总统代表所在地设立分部。另外，中央还将向七个联邦区派驻审计代表，以监督和审查各地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情况。

　　普京决意结束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局面，削弱地方政治势力，确保政令畅通。

　　(2)控制舆论、出击寡头

　　普京执政后注意引导舆论，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对于一些报刊媒体受制于私人财团或寡头的情况，普京多次表示担忧。现在，官方通过股权调整对几家电视台进行整顿，迫使个别寡头放弃对一些媒体的控制。

　　针对“寡头参政、操纵舆论、瓜分财富”的情况，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他们收买或私有化。2000年，普京开始巧妙地出击寡头势力，迫使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等曾红极一时、横行霸道的寡头移居国外。

　　(3)改革行政机构、精简官员

　　普京认为，俄罗斯行政体制不改革，俄罗斯就难以建立有效的权力体系，也不能形成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普京认为行政改革不仅限于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整个行政体系。普京强调，这里不需要革命，不是要开除或解职某些官员，要对每个改革方案进行认真研究和论证，目的是加强行政效率。2001年初，普京调整了一些政府强力部门部长之后，年底还继续改组。精简强力部门的人数，在原安全总署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安全部。

　　(4)减少行政审批、优化经营环境

　　普京曾历数官僚无端干预企业经营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普京提出，其它国家的公民可以享受的正常的经济自由，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国度也应有权拥有。经营活动应当自由化，官员应放松管制和无谓的监督，让资本自由流动。

　　2001年，在普京总统的大力支持下，俄政府经济部部长格列夫提出的“经济活动非官僚化”的主张，旨在大大缩减各部门的审批权力，减少审批或登记的经营项目，为企业经营创造自由宽松的行政环境。2001年上半年，由俄罗斯政府经济部向国家杜马提出14项法律修正案，目的是防止官员干涉企业活动，简化手续，减少各种检查和批复。结果，俄罗斯需要审批的经营项目由原来的500多减少为102个。与此同时，俄罗斯新《税法典》获得通过，俄罗斯实行统一13%的所得税。普京坚持把俄罗斯企业的利润税下降为24%，取消或合并过多的税种。

　　(5)改组垄断部门、推行政企分开

　　在普京总统的敦促下，俄罗斯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对自然垄断部门进行改组。自然垄断行业是俄罗斯的老大难问题，天然气、电力、铁路运输等传统垄断部门的改组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较量和利益斗争。在这些复杂的过程中，普京表现得十分稳重，强调“行业改组要以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领导人的意愿为主”。2001年夏天，俄罗斯宣布成立国家统一的价格和收费委员会，防止垄断部门自行定价。

　　(6)打击腐败、加快司法改革

　　俄罗斯总检察长称，腐败是俄罗斯10年改革留下的祸根，是与恐怖主义一样的俄罗斯之大害。普京上台之初，一些政治谋士曾建议普京要高举反腐败之大旗。人们发现，真正的反腐行动是2001年夏天后才开始的。俄检察院、审计委员会已经对紧急状态部、铁道部、海关、渔业等部门开始调查，甚至审计部门连总统办公厅事务管理局也不放过。

　　在法制建设与改革方面，曾是法律系毕业的普京强调要先理顺立法关系，清理各部门与法律不符的规章。加强法院的地位，提高法院审判效率，同时严格对法官队伍的监督。提高法官的工资，防止权力或黑社会拉拢和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审理，2002年法官的工资提高40%-50%。

　　(7)着手对教育、公用事业进行改革

　　多年来，俄罗斯在搞政治运动方面轰轰烈烈，但社会领域的改革却一直未动。俄罗斯居民的房屋修缮、水、电、煤气等仍基本沿袭着苏联时期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普京出任总统的第二年便开始对土地、税收、海关、预算体制、劳动领域、公用事业、教育、养老金等领域进行改革。

　　俄罗斯分析家指出，虽然社会领域的改革困难重重，但普京能着手改革就已经难能可贵。相对于过去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习惯提出宏大纲领和计划，这些改革措施似乎显得过于安静和平淡，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往往给俄罗斯带来的不是灾难，就是表面文章。这样看来，普京的“水滴石穿”策略可能更适用于积重难返的俄罗斯社会。

　　国际上一些媒体曾长时间宣传“普京是一个谜”。一些西方记者甚至直接向普京提出了“普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普京笑着答道：“最好不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像您这样聪明的记者自己心里清楚。首先我自己不愿给自己作评语，更不喜欢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况且谈论一个人，不应看自己说自己什么样，而应观察他的行动。”

　　在回答“当3年半后总统任职期满时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时，普京说道：“我希望，我们今天开始的，并积极努力地实施的这一切，到那时能够实现，并能带来实际成效，让每个公民都能通过自己的口袋切实感受到的成效。希望我们的人民感觉更安全、生活更幸福、更富有，每时每刻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树华博士）

中国股市已连续调整5个多月，下跌幅度超过40%，市值蒸发超过（人民币，下同）10万亿元（1万9700亿新元），股民出现恐慌和担忧，希望政府出手救市的呼声越来越大。

　　对此，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张灼华认为，中国股市投资者须为自己行为负责，不能期望当局出手救市。同时，香港证监会将与中国证监、保监及银监会合作，加强教育中国投资者。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沪深两市A股市值由33万6800亿元下跌到21万6000亿元，减少了12万零800亿元，缩水35.87％。另外，3月28日，中国有22万名散户，在股市大反弹中卖掉全部股票，潮水般逃离A股。随着A股市场持续下跌，中国散户损失严重。

中国A股更像“猴市”

　　有投资者表示，目前中国A股不像是牛市，也不能确定是熊市，称为“猴市”（股市大幅振荡）更合适，众多散户投资者的心理防线在“猴市”中彻底崩溃。

　　另一方面，“港股直通车”虽仍未有开通时间表，但中国股民投资港股的热情未减。据中证监的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月底，仍有54.46%的中国投资者愿意尝试投资港股。

　　不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寮国向香港传媒表示：“有关香港股市，我不便发表意见，希望港股稳定发展；而中央需努力令中国股市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

　　针对中国股市近期的震荡走势，香港证监会副行政总裁张灼华出席午宴时表示，新兴市场投资者容易出现不理性情况，在股市造好时大量涌入赚快钱，股市下滑时承受重大损失。她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出现类似情况。

　　她强调，这是不理性的投资，投资者需要承受错误投资决定的后果，不能期望当局会出手救市，因为股票投资并无“安全网”。她说，香港的经验正好作为投资者的教育平台。

张灼华指出，自从中国的金融机构可透过QDII（合格境内投资机构）投资境外，以及在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下，很多中国金融中介公司已到了香港。

　　她说，香港证监会将与中国证监、保监及银监会合作，加强教育中国投资者。

　　分析员指出，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加上H股处于较合理的水平下，A股和H股出现背驰之势，A、H股溢价已收窄至仅46%。A股经过一轮调整后，估值已开始吸引。

　　事实上，即使中国经济减速至8%至9%，仍是全球少数录得强劲经济增长的地区，今年企业盈利前景仍是不俗，沪深股市市盈率从高峰期近60倍，调整至30多倍，仍是可以接受。

　　另外，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通胀压力，如果不坚决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今年的通胀率有可能冲上双位数。

一

　　国家主义，是将国家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学说与实践，以及将君主权或党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传统。国家主义的学说和实践起源于欧洲，国家主义的传统形成于东方。同时，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好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国家主义之分。

　　好国家主义的国家权威，是国家形象的体现和人民情怀的反映。

　　二

　　17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个分裂的世界，即使像中国、印度、玛雅这样的文明古国都只有地区性影响，因而不可能产生全球性的秩序。目前世界的主导秩序源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独立的王国成了主权国家。欧洲便开始了全球性扩张，同时也就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也由此开始。尽管所谓国际秩序其本质从来都是世界上强权国家设计和推行的秩序，但有秩序与无秩序相比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从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来看，正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专家斯蒂芬·D·克拉斯奈教授指出的：“当哲学家布丹（Jean Bodin）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最先在16世纪和17世纪详细阐述主权概念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单一的、等级制的国内统治权的合法性。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接受神法和自然法，但他们都认为，‘主权’等同于法律，被统治者没有反抗主权的权利，只有遵从的义务。”

　　三

　　所以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眼里，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就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和罪魁祸首。国家主权所表达的国家利益，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上标榜为什么主义（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道德主义、帝国主义、群众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垄断并通过政治垄断限制、削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组织行为，以方便专政权贵集团或精英集团的机会主义行为（打着国家、政府旗号的坑蒙拐骗），因而其逻辑结果都只会等于权贵专政集团利益，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精英集团的利益。这种国家主权除了代表反动的人剥削人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也不是！因此，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自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了民族国家主权的非法和死亡。“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请注意：在恩格斯1888亲自审定的《共产党宣言》权威英译本的结束语时，将原来德文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是很有意味的。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工会领袖认为在互联网和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口号正在走向现实。还有，1895年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不是“五一国际无产节”！再请注意：美国的劳动节是国会投票通过议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要让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塞缪儿·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凡是拿国家主权对内（注意，是“对内”）说事的，在思想上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国际主义，也是反社会主义、全球主义的。所以，鼓吹国家主义或所谓“新国家主义”的人，必然会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不管其反对的理由是多么聪明地睁眼说瞎话，也掩藏不住其背后机会主义的“小”和“恶毒”！

　　四

　　如果我们只从国家主权的控制者（权贵利益共同体）眼里的国家利益这个单一思维向度来看待国家主权，那么，国家主权论者，的确总是反社会主权、反人民主权、反公民主权和普遍人权的，除了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友邦，而主权国家内部的人民、公民、国民都是权贵专政集团的家奴。其社会政治结构也只能是“主人-奴仆”、“国家-社会”、“政党-人民”、“政府-民间”、“城市-乡村”、“精英-大众”，一句话，即“官-民二元结构形态”。

　　这种“二元结构形态”的国家主义语境下的最大误导，就是把政府等同于国家，把当权者等同于国家，甚至把精英集团（包括执政党、贵族、大家族或财团）等同于国家。当权者、政府或精英集团一旦被等同于国家，其权力就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不但会产生市场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内幕交易、操纵市价、金钱操纵政治等腐败行为，而且必然走向政治上的垄断和垄断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从而滋生政府性机会主义。

　　“政府性机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当权者、政府或精英集团的潜规行为和短期行为（垄断显然也是一种短期行为），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应干的事干不成，不应干的事不干还不行，政府性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坏结果，是诱导“民间性机会主义”的泛滥，最后，尽管政治垄断集团有时也能做到“薄赋轻徭”、“爱民如子”（因为不敢征重税，不敢不说爱民）、“亲民如流”，但整个国家社会正常的法治化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甚至正常的军事秩序永远无法建立，或者即使想建立，也被一而再再三地推迟出场（像路易十五和慈禧老佛爷那样），最终导致权贵集团自己的政治资源丧失殆尽，国家权威也丧失殆尽。

　　五

　　不管是“旧国家主义”，还是“新国家主义”，只要是有利于形成政治垄断（其必然要求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从而给当权者、给政府或精英集团性机会主义行为留有空间，就是“坏的国家主义”。

　　坏国家主义的逻辑指向（不管用怎样华丽的词藻或口惠包装）永远是对社会、对人民的限制和削弱。因而坏国家主义是没有社会（生命）的张力、没有“人民同意”的正当性、更没有真正信仰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政治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和“文化国家主义”，比如路易十五式、慈禧式的国家主义、蒋介石式的党国主义，都是这种坏国家主义。

　　即使是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这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统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场域、不同信仰，不同惯习、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也不需要坏国家主义，即便是“新国家主义”也不需要，甚至更不需要。因为，坏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就走向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者“愿望”的反面，即恰恰是“国家权威”丧失殆尽，其结果必然是又一场社会革命——不信？且不说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俄国、伊朗和菲律宾，就看中国：1908年尽管颁布了钦定宪法，本来也算是件天大的进步，但却定在12年以后实行！3年后辛亥革命暴发，清廷再没有机会了。1912年正式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袁世凯和他的太太、姨太太、头男长子想过皇帝、皇后、嫔妃、太子瘾，他也就很快丧失了机会。重庆谈判确立“联合政府”时就应当制定的《中国民国宪法》延至1946年底出台，不到1年的时间，蒋介石先生又再次断送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清廷、袁世凯、蒋介石们每一次丧失机会，也就是中国跟着丧失一次机会并陷入“混乱”、“混战”、“动乱”而生灵涂炭。

　　坏国家主义是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

　　六

　　但是，对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可以不要国家主义，尤其是坏的国家主义，却必须葆有高度的国家权威。

　　如何保持“国家权威”？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维向度，即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普适性神圣性。我相信，从国家形象的层面，可以形成“好的国家主义”并真正树立“国家权威”。

　　七

　　在国家形象的意义上，国家主权显然是一个公共物品，即一种公器。

　　国家公器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为人民提供了最广阔的生存发展的公共空间。国家主权作为一个公共物品、一种公器，不但为其行政区域内所有公民所拥有和享用，而且切实承担着或者需要承担一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藩属（周边区域）各个利益共同体最高调节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对内对外都是全体国民自由、平等、博爱、伟大、公平、正义、文明、和谐、共生的象征。这样，对于富有理想和热忱，富有诚心和道义感，同时又有足够智能和自信心的国家主权论者和实际控制者（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国务活动家）来说，国家主权不但不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而且是实现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保障和手段。这样的国家主权自然富有权威，也是好的国家主义。所以，好的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communism，就是英特纳雄耐尔。

　　八

　　在国家制度安排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超级大国，在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三样东西缺一不可，第一，国家权威必须维护，尤其是面对国际社会，中国不能仅仅是一个经济巨人，没有政治法理上的国家权威，中国就会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当然，这也是“强势权贵集团”的喉舌所谈论的，但是区别在于，维护国家权威的价值目标完全不同，不管“强势权贵集团”的代言人如何表白，可他们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的现实利益只能与“官阶大一统”的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普遍正义和幸福）、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人民主权）则完全不兼容（在这一点上，“新国家主义”者说对了），问题是如何体现政治法理上的国家权威，而避免政治垄断和经济博弈上的“貌似国家权威”；所以，第二，为了保障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普遍正义）落到实处，必须完成建立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一百年的宪政制序，同时，这也是真正维护国家权威的最好方式（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博弈过程中，国家、政府越是中立，就越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也就越有权威）；第三，维护国家权威和建立宪政制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保障人民主权（核心是具有社会动力学价值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权利）及其普遍福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因此，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足鼎立，一个都不能少。

　　在这里，人民主权为宪政制序、国家权威提供哲学和法理基础并规定最高政治原则；宪政制序为人民主权、国家权威确立政治位置和公共空间并规范各自的边界及活动规则；国家权威为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并生产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未来社会政治进程中，必然是以“国家权威、宪政制序、人民主权三足鼎立”的社会政治结构取代现行的“官-民二元结构”。

　　核心还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法”、“党派”、“资本”、“权贵”、“官阶”、“优势利益集团”、“国家”等等放在优先位置——即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亦即共生主义！

　　九

　　当国家形象定位在“善待他者”的意识形态上时，“好国家主义”的主权便永远意味着对权贵集团过分利益诉求的遏制，永远意味反对精英豪强（大家族）的垄断，永远意味着对草根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保护，永远意味着其行政区域范围内全体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公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是来自内部的，还来自国际的）——国家形象就是世界良心、良知、良能的三位一体。国家形象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仅仅表示国家权威（与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构成三极社会政治结构）的至关重要性。

　　基于此，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又尤其是在一个超大型亚洲国家，在通往现代文明、和谐、共生的道路上，为了避免不掉进新、旧“坏的国家主义”窠臼和阴谋潜规中去，我提出：要国家权威，不要国家主义。

　　有了好国家主义的国家权威，在人民心中自然会生出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